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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研究——新时代刑事检察再思考
   作者: 2019-04-11 新闻来源: 【字体: 】  打印本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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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党的十九大,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建设的新篇章,依法治国迈上了新的历史起点。新时代、新理念、新作为,是党和人民对检察工作的新要求、新期待。检察机关要在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和维护宪法、法律权威中谋划工作,要紧紧围绕稳定、公正、平安提供检察方案,要在创新检察权运行模式中有新担当,全面促进中国特色检察制度成熟定型,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的目标,用检察智慧保障法治供给,提升依法治国水平。在刑事诉讼制度改革、检察改革、监察改革叠加推进条件下,刑事检察如何回归主责主业,化挑战为机遇,在立根基、扬检威、铸检魂中“老树开新花”,其意义重大而深远。 

  在新时代,构建刑事指控体系,要着眼于六个方面的新变化:刑事诉讼证据形态的科技新样态,诉讼参与人对人身自由与合法财产的新关切,检察机关审前主导者地位的确立与庭审中的诉辩平等,司法透明度对程序公正的新要求,刑事诉讼监督的实体与程序并重等等。这些重大变化,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,并从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为切入点,促进刑事检察再铸辉煌。 

  笔者认为,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,要站在进一步完善检察监督职能的高度,重点研究以诉权为代表的司法权行使相关问题,才能化危为机。其内容应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:一是能不能诉,二是怎么诉,三是如何保障诉。 

  一、能不能诉 

  能不能诉,解决的是检察机关审前地位问题。刑事诉讼中的诉,是检察机关在侦查的基础上,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,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作出的程序性裁量,在诉前程序中具有终极的效力,决定着刑事审判的有无。刑事案件通过审前过滤,一般会过滤掉刑事案件的5%10%左右。能不能诉,是以证据裁判为标准,对刑事案件质量所作的全面评估,重点解决的是检警关系。有人曾经把审前诉讼职能配置,概括为“侦查是基础,审查逮捕是关键,审查起诉是主导,刑事诉讼监督是保障” 就是这个道理。当前,在解决能不能诉的问题上,其关键在于,检察机关能否适应刑事证据的审查、运用、阐释能力的变迁,在贯彻落实证据裁判、无罪推定原则中发挥主心骨作用,用不批捕、不起诉和排除非法证据这样的刚性措施,倒逼侦查从起点上落实证据裁判原则,有效解决刑事案件从侦查到审判的质量落差,提高案件的侦查质量。这期间,检察机关一方面要有效避免不敢、不会用审前终裁权,为侦查质量不高的案件被动背书,致使刑事案件起点错、跟着错、错到底,影响司法权威;另一方面也要有效避免滥用刚性的程序性制裁,造成大量刑事案件在检察环节不当拥堵,造成涉检信访矛盾激增,从而动摇检察机关落实证据裁判规则的决心与信心。 

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刑事案件防冤防错,采取的是捕、诉双重审查制度,因此,检察机关处理能不能诉问题时,自然包含捕与不捕问题。实践中要正确处理捕诉关系,有效发挥审查逮捕在检察机关第一关口对刑事案件定性、定型及诉讼保障方面的关键性作用,避免因捕诉管理方式的整合,而造成侦查监督职责的无序、无为、无位。 

  二、怎么诉 

  怎么诉,解决的是检审关系问题,体现公诉权行使的精准性。刑事案件如何诉,历来与我国的审判制度相对应,有什么样的审理方式,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公诉。纵观本轮司法改革,刑事案件的审理主要发生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大转变:一是诉讼分层实质化。依据法律,刑事审判程序有不同的划分方法,如普通程序与特别程序,一审程序、二审程序、死刑复核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,普通审判与专属审判等。特别是一审程序,又有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划分,且对公诉权影响最大。随着全国人大授权实施的认罪认罚试点,一审程序又出现了速裁程序,这无疑对公诉权行使,会产生重大影响。简案快办、繁案精办,正式纳入检察决策范畴,实现资源优化和权益保障的多赢。二是诉辩地位平等化。随着法官居中裁判实质化,检察机关作为控方与辩方地位平等、诉权与监督相对分离,诉讼结果立竿见影、成败立现,诉讼结局对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威弱化有扩大趋势。三是认证规则规范化。伴随着言词证据原则的推进,承担举证责任的公诉人,必须在认证规则的指引下,在审查、庭前会议和法庭审理中,运用娴熟的询问、质证、论辩技巧,增强证据说理,圆满完成对公诉主张的说明与论证,为诉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公正性加注与背书。在证据裁判的当下,庭审对公诉人能力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,而加强检察机关对认证规则使用不平衡、不规范导致裁判不公的监督,必将成为审判监督新的增长点。 

  三、如何保障诉 

  如何保障诉,是检察机关在新型司法条件下,构建刑事指控体系所需要的重要支撑。研究指控体系构建,必须以核心要素——证据新变化作引领。近年来刑事证据领域新变化,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一是证据形态的信息化及取证方法科技化。这种变化,不仅表现在证据形态上的信息化,如电子数据、视听资料的大量涌现,更表现在收集、固定、保存、使用、展示证据过程的科技化,如同步录音录像、远程视频、电子卷宗、庭审直播等等。二是客观证据证明力的变迁。在互联网+物联网时代,物证与书证均呈现长链条、跨境(地)、海量的特点,如大数据、云图、电子轨迹等,需要更加科学地鉴真、关联关系判断与排除合理怀疑等,对科技的依赖性更强;三是对取证合法性要求更为严苛。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》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三项规程之一,使人权保障制度化、实质化,取证合法性审查公开化、庭审化,这是可能从根本上颠覆诉权的命门。因此,站在保障诉的角度,需要加强检察机关司法能力的建设,并在配套保障措施方面下真功夫,如全面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,加强办案组织体系、科技支持保障体系、质量评鉴体系和自我监督体系等等。 

  笔者认为,检察机关构建新型刑事指控体系的过程,也是破解“人民日益增长的法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发展之间矛盾”的过程,是检察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,要正确处理以下六个重大关系: 

  一是讲政治与讲法治的关系。在依法治国新时代,讲法治,就是要促进立法、行政、司法和守法与时俱进,提高全社会法治信仰,使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,保障我们党依法执政、保证国家长治久安,这就是法治中的政治;讲政治,就是时刻用好人心向背这把尺子,依法保护国家的根本利益、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,发挥法治在保护发展最大公约数中的稳定器作用,在矛盾冲突中弘扬公益,用公正凝聚人心,促进社会安全、发展、和谐、美丽。 

  二是监督权与司法权的关系。在二者关系调处中,要始终坚持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法律监督者的本职,将司法权(诉权)的行使,作为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有效载体,有效整合检察监督资源。在树立检察监督权威中,要正人先正己,严格落实检察客观义务,确保立案监督、追捕、追诉、自行补充侦查、非法取证行为调查等措施实化,并将调查结果以不批准逮捕、不起诉、不抗诉,或者通知立案、追捕、追诉、抗诉、收监执行等法定方式体现,彰显监督刚性,敢于向执法不规范、选择性司法亮剑。同时,要通过挖掘影响检察权正确行使的症结,将积极调查与依法制约相结合,实行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,补强监督短板,助推中国特色诉讼监督制度成熟定型,重塑检察权威。 

  三是普遍公正与个体公正的关系。“普遍公正看标准,个体公正看感知”,一方面,刑事司法最显著的特征,就是统一法定标准条件下罪刑相适应,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主要体现的是普遍公正条件下的个体公正,而不是司法标准机械的整齐划一、生搬硬套。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,体现的是诉讼参与人对法律的真诚认可,是普遍公正迈向更高水平的个体公正的重要标志。检察机关就是要通过办案,激活法律,一点一滴地累积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仰,用精准司法,筑牢依法治国的基石。证据裁判,为普遍公正与个体公正的切换,提供了最新的解决方案。另一方面,要通过个体公正的兑现,积累经验,不断统一执法尺度,不断提升司法公正的基准线,以提升依法治理水平。 

  四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。证据裁判条件下的司法公正,必然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有机结合,是人权保障、诉讼民主条件下更高水平的司法公正,其内涵更加丰富,视角更加多维。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结合得好,可以完美展现司法的社会价值,而二者有落差,恰恰是人民群众期待之所在,需要检察机关着力加以解决。实践中,要紧紧抓住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不符、公正与效率有重大反差的案件,如可能存在冤错的案件、非法取证案件、未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案件、对被害人、证人权益保障不到位的案件、和涉案财物处理有瑕疵案件等,完善释法说理和权利救济,舒解怨怼,学会在民生司法中树立检察公信与权威。  

  五是静态检察与动态检察的关系。证据裁判和以审判为中心,要求刑事检察的亲历性、科技化,人员素能的专业化、职业化。在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,需要重新审视刑事检察保障体系。特别是伴随着非法证据排除核查、自行补充侦查和专家辅助公诉的应用,以精细司法为标志的保障体系需要更加系统与完善。从检察科技发展的进程看,我国正值智慧检务建设期,也是实现刑事检察“老树新花”重要战略机遇期,要完善检察数据研发,打破刑事司法信息孤岛,打造刑事司法信息高速公路,实现执法办案、检务管理、犯罪预防和社会感知的科技化,让人民群众分享法治科技的成果,让品质司法直达人心。 

  六是事的监督与人的监督的关系。刑事诉讼监督,主要围绕刑事执法、司法活动来进行,一般是事的监督与人的监督同步完成,如追捕与追诉、纠正违法等,时效性强,是保障刑事检察权威性的重要手段。但是伴随着监察体制改革,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,为此,要慎重区分事的监督与人的监督,明确范围与标准,畅通移交渠道与反馈时限,以提升监督合力、打击效力。 

  / 刘艳华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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